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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可歸、食不果腹、背負巨債，日本年輕女性貧困的現狀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
日本年輕女性貧困現狀
迄今為止，很少有人會將“年輕女性”與“貧困”一詞聯繫在一起，然而，在日本，貧困正在向年輕女性蔓延。
2014年，曾推出過“無緣社會”“窮忙族”的NHK特別節目錄製組將目光轉向了日本年輕女性的貧困問題，並拍攝了一部名為《女性貧困》的紀錄片，深入揭露了隱藏於日本社會的一個觸目驚心的現實：
“一旦失去男人，日本女人的生存就會陷入萬丈深淵。”
東京的新宿車站街頭，拖著色彩各異旅行箱的女孩們流連不絕，她們的妝扮美麗而普通，衣著體面，四處徘徊的女孩們，看起來像是遊客，實際上可能是無家可歸寄生網吧的“漂流少女”。她們離開了貧窮的家鄉和吃低保的父母，在夜晚徘徊在不打烊的咖啡店之間，坐在有電源的座位邊給手機充電。出門在外，手機是她們漂流在外的唯一安慰。
燈紅酒綠的風月場所，巧笑倩兮、推杯換盞的女孩們，可能是疲憊不堪、生存拮据的單親媽媽。
她們就像是這座繁華都市的陰暗面，看不到遠方的希望，止步於眼前的苟且。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追問這些光鮮亮麗的年輕女性和貧窮有什麼關係？為什麼這些本該在學校接受教育的年輕女孩或本該在家中過著閒適太太生活的已婚女性會落魄於此？
這些年輕女孩背後有著怎樣的故事？她們能夠去哪兒？又能做些什麼？
最重要的是，貧困固化的背後，這一群體身上畢竟發生了什麼？
漂流少女
她們在人生的起點，就被剝奪了夢想與希望!
假如你曾來過東京，在新宿最繁華的街頭，你也許會看到這樣一群女孩：她們穿著時髦、妝容精緻、面孔稚嫩而可愛，其中不少還拎著大小包，彷彿是專門來此購物的，但轉角她們就出現在東京近郊廉價、破敗的網吧裡，因為租不起房，她們常年蝸居於此。
而就算租住在這樣環境惡劣、廉價的網吧，她們當中好多人要靠打兩到三份工，一天吃一頓才能勉強維生。
有些連網吧都住不起的未成年女孩則徹夜在通宵營業的店裡徘徊。
還有些帶著小孩的單親媽媽，提供住宿、托兒所的色情場所則成了免於讓她們流浪街頭的救命稻草。
在東京聲色犬馬的光鮮外表下，俯拾皆是這樣令人髮指的“女性貧窮”。
通常人們可能會感到迷惑，這些光鮮亮麗的年輕女性跟貧窮有什麼關係？
難道不是過幾年就能找到一位值得託付終生的老公，美好地做上全職太太，無憂無慮地生存下去了嗎？而事實並非如此!
文化觀念與社會傳統的壓迫
在日本默認的“女人不必自己掙錢養活自己”的大前提下，有許多原因會讓年輕女性淪入貧困：有的女性因為與丈夫離異，得不到贍養費，失去了經濟支柱；有的女性因原生家庭冷漠而倉促非婚生子，成為了單親媽媽；有的女性因為文化程度低下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大學畢業，也有女性因為公司不給正式編制，只能同時打多份臨時工，還要面對未還清的高額助學貸款。
從表面上看，這些年輕姑娘與普通女性好像沒有任何差別，但實際上，她們每日都掙扎在貧困線上下，為了支付水電費、房租和交通費而日夜忙碌，一個人打兩三份工，在辦公室文員和夜總會公主之間頻繁切換角色，忍受著“一天喝一杯冰咖啡”的伙食，以至徹底居無定所，帶著孩子住在網吧裡。
夜總會公主
想改變命運卻要背負巨債
即便她們想要通過讀書或職業培訓來擺脫貧窮，昂貴的助學貸款也讓她們望而卻步。
小愛在拼了命打工上學後，因為助學貸款不得不背上長達二十年的債務。談到結婚，小愛說：“不可能的，雖然我也想結婚，等我結婚，等我還完錢都四十五歲了。”
另外一位同樣背負巨額助學貸款的學生真紀說：“其實助學金也是負債，假如說我欠債六百多萬，男人聽了會怎麼想呢。”
這些與貧窮掙扎的年輕女孩大多成長於單親家庭，父親缺位，母親沒有正式工作；或是遭遇離婚/喪偶，帶著孩子獨自生存，從此深陷生存的泥潭。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結婚成為了日本女性脫離貧窮的一個有效手段，但顯然，依附於他人生存是件風險性極高的事。
日本法律規定，全職太太可以享受丈夫的國民健康保險，離婚後可以分得丈夫一半的退休金。然後，現實是，因丈夫逝世和離婚而造成的由單身媽媽獨自撫養孩子的母子家庭年年增加。
倘若丈夫遭遇意外，或是丈夫的收入不高，無法支撐一家人的生存負擔，習慣了家庭主婦生存的妻子想要再度回歸職場環境，困難重重。
日本職場對於女性存偏見
日本企業普遍推行向男性傾斜的僱傭政策：女性因不能長期工作，而無法作為人才被靈活運用，即公司往往不願僱傭女性為正式員工。
雖然離異家庭、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更易導致女性貧窮，但女性被封閉在貧困之中的更深層次原因在於“非正式僱傭”問題。日本的工作合同分為正式工和合同工，合同工簽約有時間限制，而且相對廉價；在一些情況下，合同工的工作內容與正式工沒有區別，但收入卻不及正式工的一半。
而原本日本的“合同工”是在丈夫有穩定收入，妻子為了貼補家用或者實現自我價值而誕生的，但當女性一旦遭遇人際關係破碎，靠合同工的微薄工資供養整個家庭根本就是杯水車薪。而即便是那些高學歷女性，一旦遇人不淑嫁給渣男而又離婚的，立馬就會掉進貧困的深淵。
也就是說，就算是生存在日本這樣工業文明高度發達的國家裡，女性想與貧窮徹底絕緣，高學歷、溫柔賢惠、討丈夫歡心還遠遠不夠，你還得有足夠的好運嫁給一個不會家暴、不會出軌的好老公，且這個好老公還不能遭遇任何譬如車禍、絕症的生命意外。
荒謬困頓的背後，是紮根於日本土壤深處的“男權”文化：在有失公允的薪酬制度和不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共同發難下，女性成為了“失去男人即貧困”的犧牲品。
“無論結婚與否，女性都得獨自活下去的時代已經到來。”
非正式僱傭、合同工
會遺傳的貧困的代際傳遞效應
可怕的是，在得不到足夠經濟援助的情況下，單身女性的貧窮現狀會持續到下一代。
在《女性貧困》一書中，我們能夠看到這些底層女性身上所具備的相似的人生軌跡。她們大多是單親家庭的孩子，父親缺位，母親獨自撫養幾個孩子。
從小缺少管教，負擔著家庭的重壓，學習吃力，繼而輟學。最終學歷直接關係到就業，低學歷是被社會排斥的主要原因。
假如母親再婚，那麼她們大概率會遭受來自其他家庭成員的漠視和冷落，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她們的內心脆弱而敏感，並且極度缺愛。
越是這樣的女性越神往在兩性關係中獲得救贖。
許多人年紀輕輕就懷孕，她們對孩子抱有期望，相信孩子肯定會讓自己美好。但是真正生出來的孩子不可能任人擺佈，於是認識到孩子不可能成為自己的依賴對象，就會尋找下一個依賴對象，要么是男人，要么是酒……
與此同時，嚴重的性別歧視讓她們無法享有與男性同工同酬，照顧孩子令她們無法堅持全職工作，只能一天打好幾份零工，與孩子的接觸時間也越來越少，這對於孩子的人格形成十分不利。
29歲的吉田茜有一個4歲的兒子，她是一家IT公司的合同工，工資按小時計算。為了削減生存費，她絞盡腦汁才能勉強維持現有的狀況：
“以前工作時常不吃午飯，就那樣捱過休息時間，就算吃也就是一碗八十日元的方便麵。因為離婚時的精神壓力，我被診斷為社交恐懼症。我盡量不去醫院，和兒子也沒有旅游過，沒有出去遊樂場，我們完全沒有能力存錢。”
而在這種苛刻的條件下工作，母親必然會產生壓力和負面情緒，於是孩子就成了發洩的對象。
在日本，每年有五十名左右的兒童被虐待致死。而在被虐待致死兒童的家庭經濟情況中，低保戶和非納稅家庭佔了35%。從孩子生母的就業情況來看，無業者超過70%，臨時工、合同工佔20%，全職職工不到10%。
2013年，日本曾發生一起聳人聽聞的案件，一位單親媽媽將孩子放在風月場所提供的宿舍內，自己出門接客，結果兩個孩子被活活餓死在垃圾氾濫的房間。
每當發生此類兒童被虐身亡的事件，媒體總是大肆報導，網上罵聲一片。雖然譴責加害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假如僅僅把它當作個別人因為自身原因而釀造的慘劇，還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問題的根源是，假如女性的生活環境不穩定，那麼她們的孩子又怎麼會健康成長呢？
那些在不穩定環境下生存的媽媽和孩子，同步面臨著難以解決的困境。
19歲的友美，兒時父親意外離世，多年闊別職場的母親毫無預兆地成為單身媽媽，從家庭主婦轉變為頂樑柱，勉力負擔全家人的生存。
友美的母親在煤氣公司的客服中央工作，但身患慢性病，經常需要臥床休息，因此一家人的生存更為拮据，朝不保夕。
作為長女，友美是家中的主要勞動力。從中學起就開始到便利店打工掙錢，每月賺五萬日元，將近3000人民幣，要付自己的伙食費、學雜費、電話費，還有拿出一部分補貼家用。此外，她還要監管兩個妹妹，抽出精力照顧身體孱弱的母親。
對於友美來說，人生在少年開始就已經彌足艱難，天天被沉重的生存重壓所捆綁，沒有朋友、沒有社交、沒有娛樂，更談不上詩和遠方。
當被問及擁有什麼理想的時候，19歲的友美說：“我哪裡還有什麼理想啊…… 我最想要的就是能夠擺脫現在的狀態，不用為了打工而起早貪黑，早上能夠正常時間起床、上班，傍晚按時回家。”
色情業成為貧困女性的最後一根稻草！
諷刺的是，日本日益興起的“色情業”為這些貧困單身女性提供了最後的避難所。開頭提到的“漂流少女”有些為了生活，很早就開始做援助交際。近年來，色情行業的心理底線大大升高，為了吸引這些單身媽媽，日本有些賣春店招聘欄上以至會註明“宿舍與托兒所設施齊全”字樣！
乍看上去猶如育兒援助廣告——賣春店招聘單身女性進行色情服務，同時幫助她們解決育兒問題，與附近的民辦托兒所簽約，有的還報銷一半的託管費用，由此形成完整的就業、育兒援助和居住一條龍的“性服務派遣公司”。
在無論怎樣辛勞打工也無法擺脫貧窮後，有些單身媽媽把生活的希望投向了為其提供兒童託管服務的社會暗角。
為了滿足這些女性的需求，部分“夜店”（在這里特指性交易場所）特意設置了托兒所、宿舍等場所，並且，色情店老闆對這里工作的單親媽媽都非常相熟，會幫助她們存錢、接送孩子、制定工作期限和攢錢目標。
無形之中，夜店和賣春女性之間相互形成了一種依賴關係。
從工作、住宅到患病兒童的託管無所不及，在政府的行政援助顧及不到的地方，色情業竟然成了單身女性的救命稻草。
跟政府的繁瑣程序比起來，單身女性生存所需的環境和援助在這裡一步到位。但委身於性派遣公司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在這樣周到的“安排”之下，色情和育兒的雙重壓力依然逐漸消磨著這些女性的意志。
而當出賣肉身的色情場所成為女性賴以生活的依托，這不僅僅是生而為女性的悲哀，也是整個社會的悲哀。
“我盡量不去想未來的困境這些負面的事情，因為這會讓我更加痛恨把單身媽媽逼到這種地步的國家和社會。”
不平的經濟結構與日本的婚姻未來
不平的經濟結構
據《就業基本結構調查》統計，日本的非正式僱用年輕女性（指18-34歲的年輕女性）人數從1987年的134萬人增長至2012年的289萬人，而這些合同女工中，年收入未達到厚生勞動省定義的“困窘線”——200萬日元的，更占到了總人數的80%以上。
而且大多數女性都在收入最低的崗位上工作，這些工作通常是性別區隔且女性主導的，例如育兒、康復、美髮、美甲以及其他服務行業。 ”
也就是說，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女性接受了非正式僱傭，從事著廉價的服務業，而這些讓她們不分白天黑夜如履薄冰的工作——辦公室文員、面膜服務、整理數據、夜總會公主等等，能夠提供的收入只能讓她們成為“有淪為低保危險的經濟困窘者” 。
經濟困窘者
日本的婚姻未來
有調查顯示，日本“終生未婚率”持續攀升。未來日本將進入“超單身社會”，成為“單身大國”。
日本人的“終生未婚率”還將持續攀升，到2035年日本男性的“終生未婚率”將接近30%，女性將接近20%。
日本總務省的國勢調查等數據顯示，到2035年日本總人口將約有1.12億，其中15歲以上人口約有1億。到2035年日本15歲以上人口中約有4805萬是單身者，有配偶者約為5279萬，即約有一半日本人會過單身生活。
隨著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日本人的平均收入開始掉頭下行，男女的“終生未婚率”都開始急速升高。 2014年，日本僅有64萬對結婚登記，為戰後最低紀錄。
經濟環境惡化、收入下滑是導致很多人不想和不能結婚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男性的收入下降導致很多男人無力結婚。
在日本3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8萬元）的年收入被認為是結婚的一道門坎。沒有較高收入的男性沒有自信結婚養家，而女性也不太看得上那些低收入的男性。
單身女性多認為結婚的好處是“獲得經濟上的寬裕”；而單身男性多認為單身的好處是“金錢上比較寬裕”。
“女性為了金錢選擇結婚，而男人因為金錢選擇不婚。”
無可奈何的掙扎-勞而不得、徒勞無益!
事實上，即便身處在這樣被動的境地中，她們仍舊在竭盡全力地生存。但哪怕是天天不間斷地刻苦工作，結果只是更加辛勞。
一位叫敏枝的單親媽媽在離婚後，為了回歸職場，來到一家職業學校進修。因為日本的單親資格證考取援助計劃，她在進修期間可以得到每月10萬日元的生存補助，但為了讓4歲女兒過上更好的生存，敏枝在學習之餘同時打著三份工：
“或許我停下來就再也不想動了，我覺得假如要是停下來喘一口氣就會什麼都不想乾了。我會始終躺下去起不來，一蹶不振。因此我不會回娘家，也許是我害怕放鬆精神，一放鬆，那根緊繃的弦就會斷掉，那樣的話我就再也沒有力氣紛爭下去了。
原生家庭破裂和情感缺失，教育機會和學習意願被剝奪，這直接導致了女性就業困難、貧困人口上升、單親媽媽增多、色情業發達、貧困代際傳播……
傳統觀念把女性訓練為男性的附庸，而現代社會又盲目地要求她們獨立，“勞而不得、徒勞無益”的現實困境將她們拋入惡性循壞的漩渦，背後正是貧困的固化。
100年前，女性學者波伏娃說過一句話，“女人之所以成為女人，絕非單純的生物學原因，而是取決於社會制度和文明。”
假如說《女性貧困》一書真實地揭露了日本貧困女性的現狀，那麼與日本文明高度相似的台灣女性的境遇又如何呢？
NHK女性貧困
眼下，台灣內女性比日本女性雖然有較高的職場天花板及更寬鬆的求職環境，但隨著女性職場生活環境的日趨惡化、家庭暴力與情感壓迫的長期存在、對女權思想的惡意打壓和抨擊，我們很難預想，沒有選擇權、沒有議價能力的女性將如何確保自己可以獲得平等的對待。
假如說貧困現象的出現意味著經濟結構的某種失敗，那麼已經有數不清的女性個體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